由於米德的女性身份,不能親身參與薩摩亞人只准男性參加討論政治、宗教、經濟的聚會,使她對整體社會的運作體系的瞭解有很大限制。1983年澳大利亚人類學家德里克·弗里曼(英语:Derek Freeman)出版《瑪格麗特·米德與薩摩亞——一個人類學神話的形成與破滅》(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稱《薩摩亞人的成年》中“米德對於薩摩亞人生活的田園詩般的描寫是一個誤導,甚至是謊話。”[8]米德研究萨摩亚人并出版该书的时候并不懂萨摩亚语,她在研究时也不和当地人住在一起,而是住在当地的一个美国家庭中。弗里曼指出:米德的的结论主要源于一个翻译者转述几个萨摩亚少女的话,而这些少女很可能是在开玩笑,并没有描述事实。米德也没有查验当地高企的谋杀和强奸等犯罪率的数据,就营造了萨摩亚人世外桃源般的生活。[9]
^To Cherish the Life of the World: Selected Letters of Margaret Mead. Margaret M. Caffey and Patricia A. Francis, eds. With foreword by Mary Catherine Bates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