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将明神宗和他的两位皇后的骸骨移至定陵陵门之外焚烧[1]。
破四旧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进行的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社会运动。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期间,“破四旧”运动逐渐升级,翌年才被叫停[2][3][4]。受中国共产党發佈的《十六条》和当时宣传的影响,并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林彪讲话等的鼓动下,破四旧运动席卷中国大陆[4][5][6]。与“破四旧”相对应的是“立四新”,意指“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5][6]。
破四旧运动最初的重点在破除某些旧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称,禁止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等等,但是在短时间内就发展为大范围破坏文物古迹、打人、抄家,甚至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五类分子”驱逐回原籍等的暴力行动,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和血腥的“红色恐怖”,损毁了大量文物古迹以及古书、古董、字画等[3][5][6][7][8]。
「四舊」釋義
文革時期的中共並不認同「四維八德」,故而後者在此期間亦被認為需「破四舊」而加以毀壞。圖為中山大学原西門牌坊背面的「八德」字樣被水泥破壞後的痕跡。牌坊由國立中大首任校長鄒魯題字。
「四旧」意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合称、统称,含贬义,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确提出,此后1966年8月8日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另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簡稱《十六条》)所肯定,而林彪于8月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再次提道“破四旧、立四新”[3][5]。
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前的漫长历史阶段里,所有先人创造、社会形态遗留下来的文化财富,尤其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思想和风俗习惯,在文革意识形态看来,都是旧的、腐朽的、反动的,必须与之彻底决裂,清除干净[3][5][9]。
旧思想
在这样一套思想观念的观照下,旧思想,是历史上从孔子、老庄等先秦诸子,经董仲舒、韩愈、朱熹,到王阳明、曾国藩、胡适、刘少奇等所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既指他们的著作,也指在他们影响下的其他作品[9]。
旧文化
旧文化,指旧时代的礼仪制度、文学艺术、教育思想和实践等精神现象,既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遗存。它包含的内容比旧思想的范围更广[9]。
旧风俗
旧风俗,指历史上人们日常生活中代代传承、相延成俗、层叠积累的时尚(包括衣食住行、年节、婚丧、娱乐)、礼节、习惯,即旧文化的世俗表现。属于一种亚文化[9]。
旧习惯
旧习惯,历史上、现实中长期生活形成的行为模式、倾向、风气,也包括从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派生出来的心理定式。与前三者相比,更加处在表象外层[9]。
历史
运动肇始
文革期间,北京故宫神武门上的大理石门匾被一张写有“血泪宫”的大纸盖住[10][11]。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5][12]。8月8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3][5]。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了大字报《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3][14];他们形成了一个初稿,有关领导同意用《中国青年报》的印刷厂把他们的传单铅印出来,向全市散发[14]。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2][4]。
“红八月”期间,红卫兵把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爆发所谓的“改名潮”[2][4][8]。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名,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鬥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暴力行为成风[2][8][13][15]。譬如,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近代史上曾经不准中国人通行的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将“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等等[10][13][16][17]。
当时的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正面的歌颂性报道[8][13]。例如,《人民日报》的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13][18][19]
依据原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吴德(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回忆,“破四旧”期间,毛泽东曾让他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毛泽东说道:“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则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20][21]
破旧立新
國立中大正門牌坊,首任校長鄒魯題寫的「國立中山大學」曾在文革時被毀,變成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
脸部被破坏的佛像
依据研究人员整理归类,红卫兵的“破旧立新”主张包括:1. 对市民生活方式,包括流行时尚的革命化、政治化要求;2. 要求商店、街道、学校改名,使之带有革命的含义;3. 要求以各种形式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4. 要求在经济领域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或者个体经济的残余,反对物质刺激,等等[5]。其中,红卫兵涉及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要求不多,但勒令民主党派解散[5]。
北京“毛泽东主义学校(原26中)红卫兵(卫旗)”于1966年9月1日整理的《破旧立新一百例》,汇集了100条红卫兵对“破旧立新”的要求,比如[22]:
- 第1例:由居民委员会负责,每条街道都要设立语录板。家家户户都要挂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
- 第13例:旧国歌一定要由工农兵改成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内容,铲除田汉的这株大毒草。
- 第16例:信封、邮票一律不许印资产阶级的东西,如猫、狗,美术等之类的东西,一定要突出政治,每个信封要印上毛主席语录或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
- 第19例:商店橱窗不能被那些乱七八糟的香水香精所统治,要布置朴素大方,突出毛泽东主义。
- 第23例:我国建国已经十七年了,但是,那些解放前喝人民鲜血的压迫人民的资产阶级老王八蛋们,仍然拿着定息股息过寄生虫生活。我们警告你们,立即停止拿定息股息,只许老实改造你们的混蛋思想,不许你们剥削人民。
- 第25例:在无产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准私营存在,我们建议把大街上一切公私合营字样都改成国营,把公私合营企业改成国营企业。
- 第27例:一切服务行业不许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服装店坚决不许做瘦腿裤、港式服装、怪衣裙、怪服装,一切服务行业的革命同志要严格遵守。
- 第28例:凡是不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日用品,如香水、雪花膏、化妆品等一些反应资产阶级腐化生活的物品应立即停止出售,商品商标图案必须改革。
- 第29例:照相馆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取消照歪脖像,各种怪象,橱窗应摆出工农兵朴素大方的相片。
- 第30例:停止生产扑克牌、军棋等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东西。
- 第36例:儿童要唱革命歌曲,那些猫狗之类的坏歌谣再也不能缭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上空。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绝不许任何人玩赌博游戏。
- 第37例:一律不许资产阶级王八蛋雇佣保姆,谁胆敢违抗,再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要严加惩办。
- 第39例:各医院要面向工农兵,必须改革原先的旧制度,取消挂号制度。
- 第42例:家长一律不许用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孩子,废除封建家长制,不许打骂孩子,如不是亲生子不许虐待,一律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孩子。
- 第43例:一律不许养蛐蛐、斗蛐蛐,养鱼、养猫、养狗,这些资产阶级的习惯不能在中国人民中间存在。
- 第51例:不许资产阶级王八蛋占有大量房屋。以三人一间为限,多余房间一律交房管局处理, 免得我们动手。
- 第67例:禁止一切牛鬼蛇神(旧官僚、地主、资本家、坏分子等)在公园及一切地方教武术、 教拳,教气功。
- 第69例:命令35岁以下者立即戒酒戒烟,绝不能培养这种坏习气。
- 第73例:结婚不许要彩礼,不得铺张浪费,要提倡新风俗,新习惯。
- 第74例:禁止戴手镯、耳环、长命锁等封建的东西。
- 第77例:走亲戚,串门、买点心、水果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一律废除。
- 第100例:提倡简化字,以后各报纸刊物标题一律用简化字。
破壞升級
1966年,北京红卫兵砸毁手表商“亨得利”的牌子,“革命职工们”还将该店改名为“首都钟表店”,受到《人民日报》的点名表扬[23]。
破四旧運動最初重點在破除某些舊的文化傳統和習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稱,禁止某些服裝和頭髮式樣等等。但是在短时间内,破四旧运动就發展到大範圍的破壞文物古蹟、打人、抄家、驅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五類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動,造成巨大的社會混亂和血腥的「紅色恐怖」[2][4][15]。
自北京1966年“红八月”起,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譬如山东曲阜孔庙、孔林和孔府),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大量文物古迹,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鬥、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2][8][15][24]。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13]。一时间,基本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註 1],基本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和私生活领域,基本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13]。
群众反抗
红卫兵对服装款式和头发式样的限令起初还能获得一些群众的响应,而红卫兵为实行他们的禁令,上街督促、检查,强行剪掉“奇装异服”,挨户到居民家要求清理“四旧”,要商店停止销售或销毁“四旧”商品,烧毁“坏”图书的举动,则很快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恐慌[5]。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自发的反抗,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13]。
与此同时,1966年8月22日,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公安部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25][26][27][28]。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反对干涉学生文革、支持红卫兵运动[26][29]。
降溫结束
1966年8月底,中共中央感到暴力问题的严重性,发表社论,由领导人出面劝说红卫兵,或者通过一部分红卫兵发布文告宣传中央的政策,制止打人等暴力行为。林彪在8月31日群众大会上都提道:“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30]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破四旧运动中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至9月下旬全国范围内的暴力行为逐渐平息[5][6][31][32]。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于9月5日发出一份内部“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记录从8月下旬到9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而这份“简报”将此视为文革“累累战果”的一部分[2][33]。
196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内部转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要求红卫兵查抄的黑五类或其他不法分子的财物,除日常生活品退给本人,其它一律上交,且相关黑五类和不法分子“不准借查抄财务的机会,喊冤叫屈,反攻倒算,违者必须严加惩办”[34][35]。此后,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地国家权力机关保护文物[36]。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37][38] 随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破四旧的种种行为也逐之渐渐消失[38]。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着,但激烈程度无法和1966年那样相比[13]。
影响
人道灾难
依据1980年官方数据,在1966年北京“红八月”期间,北京市共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另有至少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2][33][39][40][41]。另有学者指出,根据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红八月期间的实际死亡数为10,275人 ,另有92,000户被抄家、125,000户被驱逐出北京[42][43]。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鲁迅胞弟周作人,曾与鲁迅一同居住在北京八道湾胡同,1966年8月周作人被红卫兵拉到八道湾家里院中树下,被鞭打棍抽,家也被查封,此后又被多次抄家、被洗劫一空,个人手稿以及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的通信被抄走[44][45][46][47][48]。此后,81岁的周作人曾两次向当地派出所递交“呈文”,恳请恩准他服用安眠药进行“安乐死”,但无人会理,于1967年5月逝世[47][48]。1969年,部分被抄物品运至北京鲁迅博物馆,文革结束后归还周家,而大多数物件则不知所踪[44][45][46][49][50]。
还有统计,破四旧期间北京市共有11.4万多户被抄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13][51]。按周恩来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其中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13][51]。原上海首富、永安百货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届时正在香港为父亲庆祝九十大寿,接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回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电话通知,赶回后却被中学生抄了家[13][51]。家中珍藏百余件名贵玉器被红卫兵砸毁无遗,郭氏夫妇在家门张贴署名大字报,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遭到多次批斗[13][51]。
文物破壞
“破四旧”期间,曲阜孔庙一处石碑被写上“革命无罪”的标语
破四旧成为文物古迹的一次浩劫,至今受损古迹和文物都无法确切统计,大量名人墓地和故居、寺庙、教堂、清真寺等文化遗迹和宗教场所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7][13][51][52]。仅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时记载保存下来的古迹6843处,“破四旧”中毁坏了4922处(占总数超7成)[7][52][53][54][55]。1966年秋,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率领200余名红卫兵前往山东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共同成立了“讨孔联络站”,严重损毁了孔庙、孔林和孔府,并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的万人大会:据统计,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 “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7][52][55][56][57][58]。谭厚兰於1970年在內鬥中打倒被捕,文革結束後197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56]。此外,据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夫妇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977册、唱片1083张等等,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等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拿走了大量文物字画等[52][55][59]。
破坏对象包括:
图集
參見
注释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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