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佬沙文主義 ,亦稱福佬人沙文主義 、福佬中心主義 、福佬中心論 、閩南沙文主義 、閩南人沙文主義 、河洛沙文主義 、河洛人沙文主義 、鶴佬沙文主義 、鶴佬人沙文主義 ,[ 1] 為自中華民國 的黨外運動時期 起,即出現在臺灣 社會 中的沙文主義 的一種,其是指主張閩南裔臺灣人 才是臺灣人 ,而只有閩南裔臺灣人的母語 才是臺灣話 的態度、意念、看法。該類詞彙,亦用在若干以閩南裔臺灣人為主體 且存在著無視其他臺灣族群 傾向的文學 、政策 、政黨 等事物上。抱持福佬沙文主義的人的行為,通常是表現在對於臺灣的日常生活的語言 使用上。[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起源
任職於中華民國 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的學者王甫昌表示,福佬沙文主義者之何以在臺灣 社會 中出現,在背景上,可能是與群眾活動有關。於1980年代中葉,為了對抗中國國民黨 的中國民族主義 ,由民主進步黨 所主導的政治反對運動的群眾活動,其社會脈絡的主要功能,「可以說是在建立及傳播一套用來支撐臺灣民族主義 的『族群傳說』」。按照王氏的觀察,「反對運動在這些群衆活動脈絡中,所要形塑的民族是『臺灣人 』;而造成目前臺灣民族沈淪的敵人,則是外來政權『國民黨』;只有讓國民黨下臺,臺灣人才能恢復民族的光榮(『臺灣人出頭天』)」。他表示,大多數群眾活動的脈絡,無論是出於有意的設計或是無意的演變,亦均是強化這種想法。王氏並且表示,在語言的使用上,反對運動者,通常將閩南語 改稱為「臺語」;將中華民國國語 改稱為「北京話」。在群眾活動中,對於少數無法使用「臺語」來演講,也不為此事而向觀眾表達歉意的演講者,觀眾往往會用噓聲、叫囂、騷動或是離開會場的方式,來壓迫臺上的演講者使用「臺語」。民主進步黨,即透過在數次群眾活動中的同民眾之間的互動,形塑此種特有的語言規範。在該政黨宣傳的臺灣民族主義論述中,所謂之「臺語」,也就是閩南語,即被當成是「臺灣民族國家」的語言。另外,在這類群眾活動中,亦往往會大量使用閩南語的歌曲,來加強活動的氣氛。例如,《補破網 》、《望你早歸 》、《臺灣人出頭天》等。[ 14] [ 15] [ 16] [ 17]
自高雄醫學大學 畢業且以研究臺灣近現代社會史聞名的曾健民表示,反抗中國國民黨的黨外運動 ,到了1980年代中後期,即發生了變化——「民進黨 成立後,逐漸傾斜向反中國 的運動,臺灣話隱然成為其陣營內區別忠誠度的尺度,因而出現了福佬沙文主義的現象」。曾氏亦表示,「同時,臺灣話也成了臺灣 的族群政治(其實體 是省籍政治 )動員的最有效工具,一種萬靈丹。」[ 18] 民主進步黨人 楊祖珺 表示,在臺灣的黨禁 與報禁 趨向解除之際,「『講臺語』成了一些團體『辨忠奸』的標準。主張臺獨 一定會說臺語,說臺語意味著傾向臺獨,在一些反對派的場合,不說臺語都成了『臺奸』的罪名。這些似是而非的模糊印象,也隨著『臺獨』主張自由化後,刻入了人們的腦海。」[ 19] 屬於臺灣外省人後代 且任職於中華民國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的美國 紐約市立大學 人類學 博士 胡台麗 ,在出版於1997年的著作中回憶,自己過去在紐約 參加以閩南語 為主要交談語言的聚會時,曾經遭人在背後探問:「那女孩不會講臺灣話來參加幹什麼?會不會是國民黨 的特務 ?」對於這一言論,胡氏是「難受得久久不能釋懷」。[ 20] 在國立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獲得博士 學位的楊裕富則是認為,「閩南沙文主義的幼苗與胎記」,是在臺灣清治時期 的漳泉械鬥 與閩粵械鬥 中成形的。[ 21] 美國哈佛大學 政府學 博士任雪麗 亦認為,對於臺灣原住民 與臺灣客家人 而言,其中所隱含的排他性 與優越感 ,是「折磨了他們好幾個世紀」。[ 22]
2001年,任職於廈門大學 臺灣研究中心的學者陳孔立,在討論去中國化 的學術論文中表示,民主進步黨 ,是將臺灣 社會 中的語言 問題予以「政治化 」。由於該政黨不斷去歌頌「臺灣人 本質主義 」的傾向,因此就導致了若干文化符號「被賦予神聖的位置」。其中,為閩南裔臺灣人 通稱「臺語」的閩南語 ,即「被當成是認同臺灣土地或人民的標準」。[ 23] 2005年,任職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的學者劉國深,即在討論民主進步黨的意識形態 的學術著作中表示,少數學者與政客,在文字上,是強調使用漢字 書寫的閩南語來取代同用漢字書寫的國語 。例如,不寫「殺死人」,改寫「刣死人」;不寫「知道」,改寫「知影」。他亦表示,有些政治人物,在口語表達上,甚至將能否說閩南語「當成評判是否能為臺灣人著想的標準」。[ 24] 2014年,武漢大學 政治學 博士 劉文科,則是在討論民主進步黨的選舉 策略的學術論文中表示,該政黨是在「追求權力和推銷其政治產品時,比其政治對手更自覺地運用了市場細分理論」,以「較為精準地鎖定其營銷對象」。由於它是將臺灣南部地區 的縣 、市 當作「票倉」,因此其是藉由臺灣南北的發展差異且採用「臺灣人出頭天」、「福佬沙文主義」的宣傳手段,而使得臺灣南部地區的民眾來支持自己,以形成在臺灣政治 中的所謂臺灣南部地區「基本盤 」。[ 25]
表徵
語言
福佬沙文主義者的行為,通常是表現在對於日常生活的語言 使用上。由於閩南裔臺灣人 是臺灣人口 中最多的族群 。因此,福佬沙文主義者,多會要求同處於臺灣 社會 中的其他族群在溝通時必須講他們的閩南話母語 。與客家話 、原住民語 等語言的地位相同,這一語言,直至中華民國教育部 於2001年正式推動鄉土語言教學 以前,並不在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的語言教學範圍內。兄長是民主進步黨人 黃偉哲 且血統是閩南裔臺灣人的英國 萊斯特大學 碩士 黃智賢 ,即在討論臺灣政治 的專門著作中表示,福佬沙文主義者是「認定福佬話 就是臺灣話 ,福佬人 就是臺灣人 」。這也「暗喻外省人 沒有資格立足臺灣,而客家人 和原住民 也不算是『正港』臺灣人」。[ 26] [ 27]
舉例言之,在《美麗島 》的發行人黃信介 出獄後不久,竹北 的民主進步黨人 ,曾經在當地舉辦了一場黨外的群眾大會來歡迎黃氏。按照來自於竹南 中港 的與會者劉某的回憶,當時參加該大會的群眾中,約有五分之三為客家裔臺灣人 。大會的演講活動,是以閩南裔臺灣人 的閩南語 為起頭。在三、四位講者順利的以閩南語演講完成後,一位客家的民主進步黨籍 公職人員 以客家語 演講時,卻遭遇七、八個人在臺下大聲地喊:「講臺灣話啦!客家話 ,我們聽不懂!」與會者劉某表示,當時的上千位客家聽眾,是以沉默來回應那「略帶酒意的吼叫」。而臺上的客家講者,即被迫的改以閩南語演講。與會者劉某也表示:「但是,大家心中刺激很大。原來客家話不是『臺灣話』哩。客家人也不算是他們心目中的『臺灣人 』吧。」[ 28] 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 的學者張世賢亦在其著作中表示,臺灣解嚴 以後,伴隨著臺灣民主化 的選舉活動 的蓬勃發展,當時在客家庄 所舉辦之造勢活動中,閩南人可以使用閩南語演講而不會遇到客家人的抗議。不過當客家人使用客家語演講時,卻是經常出現位在臺下的少數閩南人,高聲表達出其「聽不懂」的抗議。而且他們更是會大喊「用『臺語』講啦!」[ 29] 至於臺灣外省人 遭遇群眾抗議之事,也不少見。擔任過臺灣省省長 一職的宋楚瑜 即在出版於2023年10月的著作中回憶,於1994年時,在因為臺灣省省長改由直接選舉 產生而由中華民國政府 所舉辦的廿八場「公辦政見發表會」中,以在嘉義市 與彰化縣 的兩場發表會的秩序,最是混亂。其中,於1994年11月29日舉辦在彰化縣的臺灣省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的發表會上,支持民主進步黨籍候選人陳定南 的群眾,由於受到當時省籍情結 的氛圍的影響下,而不斷向其他候選人發出鼓譟。對於群眾的鼓譟,宋氏是為此喊停了十次。而同為候選人的新黨 的朱高正 ,則是為此喊停了廿三次。即使發表會的主持人,曾經六度出聲制止群眾的行為,他們仍是「有時吶喊『聽嘸啦』,有時高呼『講臺語』」。[ 30]
當閩南裔臺灣人 使用中華民國國語 演講時,亦會遇到福佬沙文主義者的抗議。例如,任教於國立中山大學 社會學系的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學 博士 葉高華,在刊登於2017年12月的學術論文中回憶:「大約10年前,筆者參加228 紀念活動時,仍可見到這種場面。當辜寬敏 在臺上講起華語 ,臺下群眾立刻鼓譟:『臺灣人 講臺灣話!』」[ 31]
儘管臺灣 社會 中的其他族群 有時候面對福佬沙文主義者,是抱持著退讓的態度,不過,仍然有臺灣客家知識分子 以行動來表示,自己的母語 也是臺灣話的看法。例如,於2005年退休的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教授 李永熾 ,過去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替黨外人士 助選的場合上發言時,曾經遇人大聲抗議:「你為什麼說北京話 ?你是不是臺灣人 ?你不會講臺灣話嗎?」李氏表示,他當時很生氣,所以「立刻轉用客家話 發言」,而「那個人雖然聽不懂,但也沒辦法反駁客家話不是臺灣話,摸摸鼻子就坐下了。」當時的主持人,便因此再請他使用中華民國國語 發言,因為,如果他繼續使用客家話發言,等於是無法與在場的多數聽眾溝通。在相繼受到日本 與中華民國 的國家權力影響下,李氏認為:「臺灣的語言 不只有閩南語 ,不能『因為多數臺灣人說這種話』,所以被壓制的閩南話就等同於臺灣話,位階高於其他語言,這叫客家人 及原住民 情何以堪?」他亦認為:「臺灣的四大語群都是『國語』(國家語言),只要能夠溝通,哪一種『國語』都可以。」[ 32] 相似的情況,亦發生在撰有《寒夜》三部曲的作家 李喬 身上。1994年,在替許世楷 助選的場合上,當李氏使用中華民國國語進行演講時,臺下的聽眾,由於以為李氏是閩南裔臺灣人 ,就「一直喊著『講母語啦!講母語啦!』」對於聽眾的抗議,李氏即請范文芳與鄭邦鎮 兩人,加入其演講活動。每當李氏講一句母語——客家語 ,就由范氏譯成一句國語 ,再接續由鄭氏譯成一句閩南語。當這一方式導致「聽眾都受不了」時,李氏即表示:「我們今天是要把許世楷送進立法院 ,還是我們要在這邊計較用哪一個語言?」於是聽眾才安靜下來。[ 33]
除此之外,亦有臺灣 社會 中的外省族群知識分子 ,在面對福佬沙文主義者的行為時,表達了看法。例如,於1990年7月,擁有赫哲族 血統且在輔仁大學 史學系 擔任教授 的尹章義 表示,由於自己會說流利的閩南語 和少許的客家語 ,因此在演講時,會經常地將它們摻合使用。不過,當他在演講時,仍然三次遭遇臺下的福佬沙文主義者的叫嚷。他們要求尹氏「使用『臺語』」,而「不要用國民黨 的『國語 』」。針對這些福佬沙文主義者的行為,尹章義則是「直截了當的告訴臺下的群眾,這種缺乏包容性而且不尊重他人的態度,必定會摧毀全臺灣人民好不容易掙得的民主和繁榮。」[ 34]
若干激進 的福佬沙文主義者,則會針對臺灣 社會 中的非閩南語 使用者,來使用歧視性語言 。例如,在出版於1992年的著作中,屬於臺灣外省人後代 且作為民主進步黨人 的歌手楊祖珺 表示,在其早年接觸黨外運動 時,每一次遇到出現中華民國國語 的場合,都會見到參加運動的醫師 田朝明 ,以「臺語!講臺語啦!講那什麽豬話!」等話大聲抗議他人。儘管田氏是聽得懂國語 的。[ 35] 對於非閩南語使用者的人身攻擊 的狀況,亦不少見。例如,過去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的林玉体 在出刊於1997年12月16日的社論中認為,反對其使用閩南語來授課的學生,是「心態有病,應亟早去看醫生 」。他並且認為,「眾多教授 沈迷不醒」,仍然使用中華民國國語來授課。但是,當有人使用閩南語時,林氏卻又批評其人的行為。如:在中國國民黨秘書長 蔣孝嚴 分別輪流以中華民國國語、客家語 、閩南語來向臺灣人 發表秘書長的上任演說後,林氏即在出刊於1997年12月23日的社論中批評,蔣氏是「可能心中還感到倒霉厄運的學會了臺語及客語 」。林氏並且認為,「或許在他的潛意識中,還料定『母語 』是下賤,『國語』才是上流」。[ 36] [ 37] [ 38]
在閩南裔臺灣人 中,對於此類問題,即有若干知識分子 表達其看法。1995年12月9日,擔任中華民國 臺灣省 臺北縣 縣長 一職的德國 海德堡大學 法學博士 尤清 ,在召開於國立臺灣大學 理學院思亮館國際會議廳的學術研討會上指出:「臺灣 是一個多民族 、多語言 跟多元的社會 ,過去漢人 有這個沙文主義 ,現在我發覺河洛 也有沙文主義,你看我們用臺語就變成河洛話 ,客家話 就變成不是臺語。所以我們檢討起來,這個我們先反省,我們檢討。現在河洛人 有一個沙文主義,就是說他們最強、他們最大,河洛最大,你們那個都不是,都不是臺灣話,我們是臺灣人 ,你們都不是。這個我來看,這點若不反省,以後這個是一個亂源。」他表示,欲建立一個多語言、多文化的多元社會,「這就要容忍、尊重才可以和諧。」[ 39]
認同與身分
1976年11月20日晚上,當美國 威斯康辛大學 文學博士 顏元叔 在美國密西根州 為安那堡 通訊社演講時,曾經遭人質問一個使得他一時語塞的問題——「顏先生,你好像很愛臺灣 。不過你不會講臺灣話,你怎麼愛臺灣?」在眾人的沉默下,顏氏後來向那個人反問:「難道我們一定要會說京片子 ,才能愛中國 ?難道漢奸 都不會說中國話 ?」[ 40] 而在眷村 長大、屬於臺灣外省人後代 的林正杰 ,在1981年參選臺北市議員 時,曾經遭遇敵對候選人辱罵為「外省豬」的狀況。而對方之所以辱罵林氏的理由,則是「一個從小在臺灣長大的年輕人,竟然不會說臺灣話,這證明他對臺灣毫無感情」。[ 41]
福佬沙文主義者認為,語言 ,是與認同、立場、身分結合在一起的。學者劉強即指出,對於臺灣 社會 中的省籍矛盾 的操縱,部分支持臺灣獨立運動 者,是表現出閩南裔臺灣人 的沙文主義 。「如,有政客 高唱『吃臺灣米,喝臺灣水,不會說臺灣話(閩南話 )的中國豬 滾回去』、『臺灣話就是福佬話 (意味著客家話 不算臺灣話)』等等。」劉氏亦表示:「此類激越言論,都表現出優勢族群的自大心態與『同化論 』取向。這種『福佬沙文主義』的種種表現不僅激起了本省族群 的不滿,也激發了客家人 和原住民 的文化自覺與對抗意識,迫使客家人和原住民『重返各自的姆庇之家』。」[ 42] 任職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 的中山大學 法學 碩士 王建民,在出版於1996年5月的紀實性讀物中指出:「那些高喊『民族自決 』、『臺灣人 講臺灣話』的人却未能尊重其他族群。閩南意識 強烈的部分福佬人 主張說母語 臺灣話(閩南話),排拒講『國語 』(普通話 ,北京話 )的外省人 ,責怪外省人到現在還不會講臺灣話。然而在原住民看來,漢人 來臺四百餘年,也同樣不會講原住民的語言。又如何解釋?有沒有個『說法』?這種雙重標準不僅體現了族群之間的鴻溝,也反映了所謂『臺灣人意識 』的不公。」[ 43]
擔任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一職的美國 史丹褔大學 文學博士 廖咸浩 ,在刊載於1993年5月13日《中國時報 》上的文章中表示:「『吃臺灣米、喝臺灣水四十年,居然不會說臺灣話』這句話在當前的臺灣 儼然已變成了檢驗『臺灣身分 』的重要指標。可以想見的是,不少臺灣住民 會因此而很尷尬的發覺,自己已成了臺灣的邊緣人 ;有人甚至還因此生出『新亞細亞的孤兒 』之嘆。顯然,這句話在臺灣所引起的身分震撼並不容小覷。從這句話所引出的問題是,不會說臺灣話(其實是福佬話 )的人是否犯了『不認同本土』的錯誤?而且是否也因此在『臺灣身分』上有所不足?」廖氏指出,在當前臺灣社會 中,上述的公式「臺灣米=臺灣水=臺灣話(福佬話)=臺灣人」之何以會產生,則是因為部分強調臺灣意識 的論述者,其所表現的過度中心論(centrism)與本質論 的傾向。他們的論述,也算是複製了過去舊式中國民族主義 曾經造成的問題。而這種論述,亦是「為臺灣本質設定了種種正字標記的條件」。於是,在區分主流與次要、中心與邊陲的思考下,所謂臺灣人 的定義,即在套用於臺灣的各種族群時,有了不同純度或是等級的分別——「本省人 是中心,外省人 是邊陲,本省人之中,閩南 是中心,客家 是邊陲。」他亦指出,強調臺灣意識的論述者,相當程度地將在身分與文化上的中國民族主義的架構,予以翻轉,並且是變成福佬中心主義的。這是「從而把臺灣各少數族群文化貶為次等,其臺灣身分自然也有所不足。」[ 44]
在一本講授邏輯學 與倫理學 的著作中,任教於中原大學 與佛光大學 的學者喻肇青、張華蓀、張道本等人為了解釋邏輯學中的概念——「若P則Q 」,以及介紹真值表 的使用方法,即提出「如果是臺灣人 ,就會講臺灣話」,並且依照此一命題 進一步表示「因為某甲是臺灣人,所以某甲就會講臺灣話」,作為邏輯思考上的案例。他們指出,除了可以使用真值表進行命題的驗證之外,尚可以尋找「前提 為真,結論為假」的例子。若能找到這種例子,則表示命題為不成立。以這個例子而言,許多臺灣 的年輕人,並不會講臺灣話。因此,由這種反例 ,乃可以證明「如果是臺灣人,就會講臺灣話」的命題為不成立。在這尋找例子的過程中,亦牽涉了如何定義 「臺灣人」與「臺灣話」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均必須被釐清。所謂的「臺灣人」,是指在臺灣出生的人?還是指住在臺灣的人?住在臺灣的人是住了多久?又或是指住在臺灣的家族?住在臺灣的家族是住了幾代?等多個問題。至於所謂的「臺灣話」,是指臺灣南島語 ?還是閩南語 ?須要講得多流利或是通過哪些語言考試,才能算是「會講」?與釐清「臺灣人」的定義相同,仍也是必須考慮多個問題。[ 45]
生為臺灣原住民族 中的卑南人 的比利時 魯汶大學 漢學 碩士 孫大川 ,在研究臺灣族群 問題的論文中表示,臺灣 的本土意識 ,「發展至民國 七〇年代之後,逐漸有閩南沙文主義的傾向。在其國家之想像建構中、在其歷史重建的詮釋系譜裡,以及他們在語言文化象徵之運作上,都充滿了福佬民族主義的色彩,是臺灣版的『驅除韃虜 』。」孫氏指出,「這不但引起客籍族群 的警覺,更引起外省族群 深刻的危機感。」[ 46]
討論
語言
1983年9月29日,擁有閩南裔臺灣人 血統的作家陳映真 ,在美國 愛荷華市 的與日本 東京大學 博士 戴國煇 、美國堪薩斯大學 碩士 呂嘉行、文藝評論家譚嘉、編輯出版家葉芸芸的聚焦於「臺灣人意識 與臺灣民族 」的對談會上表示:「國民政府 在臺灣 推行國語 ,可說是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推行的手段卻是相當不合理也是極為不健康的,譬如限制大眾傳播 的閩南語 時間,限制歌仔戲 、布袋戲 的演出,甚至在學校說方言 的學生要受到處罰,使用方言——我們的母語 竟然成為一種羞恥!」陳氏在批評由中國國民黨 所推行的政策時,他更表示:「現在臺獨分離運動 卻也沒有超越國民黨 ,在反抗國語政策 的同時,自己也帶著『福佬話沙文主義』,充分地漠視其他如客家話 、高山各族語言 的存在。」[ 47] 1987年,在新新聞編輯部 的採訪下,當以《野火集 》一書聞名於臺灣社會 的作家龍應台 詢問中華民國 的民主進步黨籍 立法委員 朱高正 「是否贊同以方言取代國語」時,朱氏表示:「堅決反對!我舉個例,我到客家 聚居的地方,像苗栗 或竹東 ,他們説我可以用閩南語講,我堅持我用北京話 講,因爲我尊重每個語系 ,如果你强迫客家人 使用閩南語,那慘了,這樣下去二十年客家話就完蛋了,這是我的基本立場,我認為應該有個共通的語文。」[ 48]
在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研究所獲得碩士 學位的簡炯仁,在出版於1995年8月的討論臺灣歷史 的著作中表示,關於當前的族群 與語言 議題,臺灣人 是對由中華民國政府 所施行的國語政策 「猶心有餘悸」。因此,「如果冒然以河洛話 為臺灣 的普通話,將會犯下霸道的河洛沙文主義的錯誤,引起其他弱勢族群的不安,進而影響族群的融合。」[ 49] 專門研究臺灣海峽兩岸關係 的學者陳力生,則是在出版於2002年4月的著作中表示:「於今以閩南語 為『臺語』,在鄉土語言教學 中,分臺語、客語 、原住民語 三個班次,置客語與原住民語言 於『臺語』之外。這是福佬沙文主義的充分表現。」[ 50]
2005年,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一職的學者趙會可表示,臺灣當局 的語言規劃擁有一種特性,即是「只看重語言的高度政治意涵,而根本不考慮設立14種『國家語言』是否可行」,其並且「也不反省提高閩南語 地位是否對人口數居於劣勢的客家族群 、原住民 是否構成『福佬沙文主義』。」趙氏亦表示:「臺灣當局和有關人士大力進行閩南語言文字及通用拼音方案的推廣,一方面透露出『福佬沙文主義』傾向,另一方面將『臺語羅馬字 』奉為『正統』,實際上是對西方 殖民文化 的屈從。」[ 51] 任教於廈門大學 的許長安,則是在2006年的討論臺灣鄉土語言教學的論文中表示:「閩南語、客語 、原住民各族語 等等,作為鄉土語言,我們相信所有人都會贊成應該要流傳、而且互相學習。但是如果要將閩南語提升到國語 的位階,恐怕是一種福佬沙文主義的心態,無法得到其他族群的諒解。」[ 52] 於2004年至2006年間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 的前中國共產黨人 阮銘 ,在出版於2009年4月的著作中指出,專門研究臺灣歷史 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碩士 李筱峯 是認為「獨尊普通話 (官北話 )為『國語 』,而壓制其他語言,和獨尊福佬話 為『臺語』,而排斥其他語言,都同樣患著相當強烈的語言歧視 和專制 獨裁 心態」。[ 53]
從語言與認同的關係來討論問題者,亦不乏其人。作為美國 政治學界 中的海峽兩岸關係 的研究專家,任教於北卡羅萊納州 戴維森學院 的哈佛大學 政府學 博士 任雪麗 ,在出版於2010年的討論臺灣的專門著作中指出:「年輕人對於用語言判定一個人愛不愛臺灣感到反感,語言對他們來說只是溝通的工具,不是族群認同 的標記。」[ 54] 長期在德國 擔任中華民國外交官 的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 博士蔡慶樺,則是在出版於2020年的著作中表示,在德國社會中,所謂之「日常種族主義 」的內容之一,是將「德國認同或是德國身分」與「是否能夠使用德語 」予以掛勾。而這種刻板印象 ,是很可疑的。以閩南語 同父母親交談的蔡氏亦表示,在認同與語言的關係上,自己是「不覺得以語言來定義臺灣身份 是正確的事」。[ 55]
文學
學者尹章義 在出刊於1990年6月的研究臺灣文學 的論文中表示,「所謂『臺語』並不包含臺灣 所通行的各種語言而單指福佬話 ,可以說是『福佬沙文主義』的產物。少數人認為『獨立自主的臺灣文學』必須是『臺語文學 』」。他指出,「假若我們明白臺灣的福佬話也是大陸 『閩南語 』東傳的支流,建立在福佬沙文主義者所虛構的『臺語』之上的『臺語文學』,必定經不起經驗事實的驗證。企圖透過『臺語文學』建立『自主性的臺灣文學』恐怕也只是一場易醒的春夢。」[ 56]
於1990年代,美國 華盛頓大學 文學博士 邱貴芬 ,在運用西方 後殖民理論 來研究臺灣文學 的定位問題時表示,臺灣本土文化 的重整運動 ,其所觸及的語言 問題,確實擁有導致同在臺灣 的其他族群 不安的福佬沙文主義危機。因此,他在挪用後殖民理論中的文化混種 與學舌(mimicry)的概念上主張,臺灣的國語 ,可以被視為臺灣的語言 ,以作為不同母語 族群之間的溝通工具,而不必將之視為外來的語言,且加以敵視。在思索問題的立場上,邱氏是贊同臺灣本土運動 ,但是反對將「本土 」化約為「福佬 」與本土運動中所潛藏的福佬沙文主義傾向,以避免如作家李喬 所言之對於其他弱勢族群產生了另一次的「語言暴力 」。[ 57] 而在現代的臺灣文學作家中,也有意識到族群問題者。例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 、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學 博士 陳芳明 ,於2000年代,在討論筆名為「履彊」的蘇進強 的寫實主義文學 的文章中指出,蘇氏「是體認到臺灣文化 的主體絕對不是單一的、特定的族群所能壟斷。漢人 中心論或福佬中心論,都只會帶來文化的傷害與内耗。他的小說不斷指出,臺灣文化的內容係由多種族群傳統與歷史記憶所構成。族群與族群之間的差異,並不構成彼此的優劣。」[ 58] 陳氏則是在提及自己去撰寫《臺灣新文學史》一書意向的文章中主張:「所有的漢人中心論、中原 中心論、福佬中心論,都不可能在新文學史中稱霸。這是因為各個族群的文學生產力,無論在視野、格局,或在技巧、審美方面,都足以克服各種稱霸的企圖。」[ 59] 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博士盧建榮 ,在討論臺灣的國族主義 小說文本的著作中表示,在其「寓目所及的族群政治小說中,指出閩南沙文主義這點的」小說,大概是僅有出版於1994年由筆名「雪眸」的林國隆所撰寫的《悲劇臺灣》一本。[ 60]
在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學系 任教的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 林瑞明 ,在出版於1996年7月的專門研究臺灣文學 的著作中表示,於1991年由林宗源 、林央敏 、黃勁連 、李勤岸 、胡民祥 等廿人所組成的以閩南語 創作的「番薯詩社」,其創作觀念是認為「臺語文學 就是臺灣文學」。林氏表示,他們所謂的「臺語文學」,是專指以閩南語創作的母語 文學。「這不免令人擔心隨臺語文學的生根、發芽,又產生另外形式的語言霸權、文化霸權 。」[ 61]
政治
在一本出版於1987年10月3日的彙集當時海內外學者的討論臺灣政治 、經濟 、社會 等多項議題的著作中,擔任美國 俄亥俄州立大學 社會學系教授 一職的李文朗表示,「幾個星期前,國府 行政院長 施政報告的時候,一位民進黨 的年輕新貴,要求用臺灣話質詢,被禁止的時候,他於是破口大罵『幹你娘 ,來臺灣 四十年還不會說臺灣話』。」他並且表示,「像這種無知無識的髒話 ,在世界任何國家 裡,尚是少見,居然發生在我們民主聖殿裡。不僅沒有什麼禍害,而且自此身價百倍,當成民進黨的中常委,成為臺灣的『民族英雄 』。」[ 62] 1988年12月,在《中時晚報 》任職的楊渡 表示:「臺獨 聲浪與新國家運動在最近的連串發展中,已逐漸傾向於『福佬沙文主義』,在許多政見場合或羣衆場合中,以閩南語 高喊『臺灣獨立 萬歲』及『講臺灣話』的要求,已使得臺獨漸漸有福佬法西斯 傾向」。[ 63]
1994年9月24日,生為臺灣原住民族 中的阿美人 的民主進步黨 原住民族委員會執行長夷將·拔路兒 ,在名為「族群 的關係跟臺灣民族 的形成」的綜合座談會上表示:「現在很多臺灣人 還是停留在四百年歷史的觀念,好像四百年前的臺灣 是個沒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並且指出,在當時進行的選舉活動 中,由民主進步黨籍候選人陳定南 所提出的「臺灣四百年來的第一戰」的訴求,即是一種明顯受到河洛人沙文主義所形塑的歷史觀念。對於這一觀念,許多臺灣的原住民 ,是無法接受的。[ 64] [ 65] 在臺灣的原 漢 關係的討論上,於2009年時,任教於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的趙剛亦指出,如果「早期國民黨 教育下『吳鳳 犧牲自己感化兇蠻土著』的故事」,是「再生產了漢人 學童對於原住民的優越感 與刻板印象 」,那麼在中華民國政府 解除戒嚴令 以來,「特別是以『夥伴』比喻政權 與原住民關係的扁政權 的『多元文化 』教育下」,其實「『吳鳳』仍然存在,且是以更細緻、更矯情的福佬漢人中心主義的優越感頑強存在」。而它「只是偶而化名為『吳沙 』」。趙氏表示,此一優越感,可以從某個民間的出版社所編撰的描述漳人 吳沙率人去墾殖蛤仔難 且接受當地原住民餽贈土地的小學社會科教材當中見到。[ 66]
1995年5月,筆名為「雷鳴」的新聞工作者蔡金宣表示:「福佬人 的大沙文主義,實在既不合時宜,也過份的澎脹自己。[ 67] 臺灣的社會 目前的組合應該是福佬 、客家 、外省人 和原住民 。必須『四大家族 』,互助互諒,互勉共榮,豈能一族獨大,包攬天下。」蔡氏也表示,發生於1988年12月由客家裔臺灣人 所發起的還我母語運動 ,是「在國民黨 沒有少數民族政策和福佬沙文主義之下,尋求生存的一種奮鬥求生的努力掙扎行為。」[ 68]
在1996年3月的中華民國總統選舉 以後,為了檢討政治路線,民主進步黨 ,即於同年4月12日,舉行了名為「新世代反對運動大辯論」的座談會。在當時的反省思潮下,TVBS ,亦於同年同月20日,主辦了「跨世紀大辯論」。它邀請了沈富雄 、游盈隆 、莊淇銘 、段宜康 、楊照 、羅文嘉 、沈發惠 等人參加。在該辯論會中,屬於臺灣外省人後代 的第7屆臺北市議員 段宜康表示,民主進步黨,應該要反省其「大福佬沙文主義」。段氏也表示,該政黨,不能只利用臺灣 社會 中既有的族群 矛盾,來挑選在政治上最容易走的路線。[ 69]
擔任過民主進步黨國際事務部主任 一職的美國 哈佛大學 史學 博士候選人 楊照 ,則是在撰寫於1996年5月的文章中表示,民主進步黨 內的政治團體——新世代,是以福佬沙文主義等詞彙來剖析當時民主進步黨人 的弊病。他指出,「新世代」之為何有此一「槍口對內」的堅持道德 的作法,主要是因為民主進步黨人經常在臺灣 的語言使用 上所表現出的問題——只講自己的閩南話母語 且不尊重臺灣的其他族群 的母語 。楊氏認為,「新世代」的批評,是對的。不過,他們卻沒有提出能夠解決這一語言問題的方案。而他則是認為,能夠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案,其實不是要大家回歸過去的「統一語言」的舊方向上,而是要大家尊重臺灣社會中的「多語事實 」。易言之,並不是決定大家應該均講中華民國國語 ,或是閩南語 ,或是臺灣的其他語言 ,而是使得大家可以理解多種臺灣的語言 。在一個多語的社會 中,每個人均有使用自己的母語 且使用自己所擅長的語言 的權利 ,而在這些語言之間,並沒有優劣高下的差別。楊氏亦表示,藉由各黨各派的支持者的影響力量,大家一起來學習容忍、尊重、欣賞別人語言的態度,才可以在選擇中華民國國語,或是選擇閩南語等企圖建立單一共同語言 的沙文主義 與霸權精神中解脫。[ 70]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 博士 彭懷恩 ,在出版於2000年6月的學術著作中表示,從政治發展 的角度觀之,為了應對中國共產黨 的政治體系,未來的中華民國 必須要從多種途徑來強化其內部的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其中,重視各族群平等的多文化主義 ,乃一受到國際輿論所支持的觀念。該觀念,是「反對任何的文化霸權 ,即無論是大中國沙文主義或河洛沙文主義」,其也「強調無論是閩南 、客家 、外省 、原住民 都有權利以自己文化表現,享受平等的政治參與。」他亦表示,這即是牽涉到承認政治(recognition politics)的問題。[ 71] 學者田上智宜指出,在還我母語運動 發生以後,由作家 鍾肇政 於1990年12月所提倡的「新的客家人」的理念,其是包含了去反對將客家裔臺灣人 排除在臺灣人 之外的福佬沙文主義。[ 72]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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