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8月,麥克阿瑟被調往密爾沃基的工程區辦公室,負責開發一些河道和港口,而他在這段時期又將心思放到追求一位名為斯圖爾特的女人身上,在工作方面頗為散漫,上級於1908年4月將其調至萊文沃思堡[27],任工兵第3營K連(或稱第21連)的連長,此為全營公認最差的連。連麥克阿瑟之母都對其子的軍旅生涯失去信心,還寫信給有一面之緣的鐵路商愛德華·亨利·哈里曼,希望為兒子謀求工作,哈里曼提供鐵路公司的職務,但麥克阿瑟最終婉拒,並重新振作,積極整頓部隊,最終K連在考核上獲得首位,他的個人評價也隨之恢復[27]。1909年麥克阿瑟被提拔為營部副官,後於1910年任萊文沃思堡工程官,於陸軍綜合培訓學校和賴利堡騎兵學校(英语:United States Army Cavalry School)擔任講師[27]。1911年2月27日,麥克阿瑟晉升上尉。同年春季,麥克阿瑟參加在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市與機動旅的演習,隔年1至2月又在巴拿馬執行任務。然而母親平克尼在1910年春季罹患重病,父親則於1912年9月5日一次老兵集會的演說中猝然死亡[28]。麥克阿瑟申請調職,在陸軍參謀長倫納德·伍德(英语:Leonard Wood)少將和戰爭部長亨利·刘易斯·史汀生的幫助下被調至華盛頓特區的陸軍部,以就近照顧住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母親[29]。由於在工作方面受到肯定,伍德於1913年9月任命麥克阿瑟為陸軍參謀部正式成員[27]。
芬斯頓將軍對麥克阿瑟的行動相當讚賞,還匯報給陸軍參謀長伍德,伍德本就器重麥克阿瑟,想藉此機會以示參謀部成員的優秀,因此親自向國會推薦授予麥克阿瑟榮譽勳章,隨後陸軍參謀部的休·L·斯科特(英语:Hugh L. Scott)召開委員會專門審理此提名。然而委員會質疑:「麥克阿瑟在戰地司令官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行動,這個作法是否明智?」芬斯顿則表示授予勳章的決定「完全恰当合理」,但委員會認為若予以受理將變相鼓勵其他參謀軍官於類似條件下忽視戰地司令官、進而擅自行動,這反會妨礙後者的計畫,因此麥克阿瑟最終並未獲獎[33]。
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戰期間在法國的麥克阿瑟准將
墨西哥遠征結束後麥克阿瑟回到戰爭部,於1915年12月11日晉升少校。1916年6月,獲任戰爭部長牛顿·D·贝克的辦公室主任兼陸軍部新聞檢察官,負責向新聞界解釋、宣傳陸軍的各項工作。1917年4月6日,美國對德宣戰,麥克阿瑟根據指示預計將動用國民兵投入西線,他建議派出一個由各州的單位組成的師,以避免對外界造成有偏袒特定地域的印象,經過批准,美軍成立了第42師,且在麥克阿瑟的建議下將該師命名為「彩虹師」,國民兵局(英语:National Guard Bureau)局長威廉·阿布拉姆·曼恩(英语:William Abram Mann)少將出任師長,麥克阿瑟也以上校臨時軍階出任該師參謀長。由於曼恩將軍不久便將要退役,部隊的實際工作皆由麥克阿瑟執掌[34]。1917年8至9月,「彩虹師」官兵於長島亨普斯特德港外的「密爾斯營(英语:Camp Mills)」集中訓練。同年10月18日,麥克阿瑟率領2.7萬人的「彩虹師」從紐澤西州霍博肯乘運輸艦駛往法國[35]。12月19日,曼恩由查爾斯·托馬斯·梅諾赫爾(英语:Charles T. Menoher)將軍取代[36]。1918年初,「彩虹師」抵達法國[34]。截至1918年初,美軍在歐洲戰場只有4個師,而其中僅「彩虹師」因事前準備充分而齊裝滿員,其他各師平均缺編7000人,這使得美國遠征軍司令部一度考慮將「彩虹師」解編拆散至各師補充缺員,麥克阿瑟越過遠征軍司令部直接向陸軍部表示抗議,最終後者直接命令遠征軍司令部禁止拆散「彩虹師」,然而麥克阿瑟此舉得罪了遠征軍司令約翰·潘興上將,原本後者曾是麥克阿瑟之父的部下,對其印象還算好,但此事使其認為麥克阿瑟自大而目中無人,由此結怨[34]。
5月12日,陸軍參謀長佩頓·康威·馬奇(英语:Peyton C. March)的召見麥克阿瑟,指西點軍校已落後40年、急須改革,因此任命麥克阿瑟為新任校長[54];這項任命麥克阿瑟之母起到一定作用,後者在聽聞馬奇正物色校長人選時,「提醒」曾為麥克阿瑟父親屬下、且受到拔擢的馬奇勿忘了這層關係[54]。麥克阿瑟接受這項任命,保持准將臨時軍階,而非如其他人都降回正式軍階(麥克阿瑟的正式軍階為少校)[54],1919年6月12日,39歲的麥克阿瑟就任西點軍校校長,為自1871年就任的塞万努斯·塞耶尔(英语:Sylvanus Thayer)之來最年輕者[55]。此時的西點軍校因早先為歐洲戰場培訓大量軍官而成了短期訓練所,美國僅參戰兩年就有五屆學員畢業、教學品質下降、學員素質低劣、秩序混亂、時有酗酒鬥毆之事,教師對於此類現象不滿與失落,大批辭職離校,部份國會議員也對西點軍校的前景與存在價值產生疑慮,甚至主張停辦[54],麥克阿瑟注意到許多西點畢業生對於軍事以外的事物可說是一無所知,而就他本人在法國和萊茵蘭執行佔領工作的經驗,具備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知識尤為重要[56]。基於上述,麥克阿瑟開始對西點軍校實施大刀闊斧的改革。
另一方面,麥克阿瑟夫婦間的裂痕日益加深,路易絲對軍旅生涯並無興趣,力勸麥克阿瑟退出軍界、轉往商場,最終兩人關係破裂,路易絲獨自搬到紐約,兩人最終於1929年9月離婚[73]。1927年8月,由於美國奧委會主席威廉·克里斯托弗·普勞特(英语:William C. Prout)突然死亡,委員會推選麥克阿瑟為新任奧運委員會主席,主要任務是為1928年參加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夏季奧運會作準備。麥克阿瑟非常重視這項任務,他組織運動員訓練,並經常與教練交談、觀看訓練、激勵運動員,稱奧運比賽是「沒有武器的戰爭」、「我們跨越3000哩不是為了優雅地輸掉」,最終美國代表隊取得其有史來最好的成績,創下17項奧運會紀錄和7項世界紀錄、贏得最多面獎牌,其金牌比其他任一個國家的兩倍還多,總獎牌數則為第二的德國與第三名的芬蘭之總和,亞瑟·赫爾曼(英语:Arthur L. Herman)稱麥克阿瑟為「美國現代奧運精神之父」[73][74]。回國後,麥克阿瑟受命再度前往菲律賓,出任菲律賓美軍司令(英语:Philippine Department),繼續關注當地的防務問題[75]。
1929年3月,赫伯特·胡佛就任美國第31屆總統,由於與麥克阿瑟在一戰有過交情,上任後僅三個月,胡佛就透過陸軍參謀長徵詢麥克阿瑟是否願意擔任工程兵主任,這是他上任後向後者提供的第一個職務,主要任務是治理當時氾濫成災的密西西比河洪患,也是美國自挖掘巴拿馬運河後最大的工程[75]。然而麥克阿瑟認為接任工程兵主任意味陸軍仕途的終點,在此之上的陸軍參謀長向來是從步兵中選拔的,還未有過從工程兵主任晉升的前例,另一方面,他也擔憂拒絕會被認為不忠,最終麥克阿瑟以工程專業度不足和菲律賓防務為由婉拒[76]。與此同時,華盛頓方面也有人遊說麥克阿瑟任命為下任陸軍參謀長,包括現任參謀長薩默爾、前岳父愛德華·斯托斯伯里(英语:Edward T. Stotesbury)和戰爭部長派屈克·傑伊·赫爾利[76]。1930年8月5日,麥克阿瑟獲任下一任陸軍參謀長[76]。9月19日,麥克阿瑟離開菲律賓,短期指揮舊金山第9軍區。11月21日,麥克阿瑟就任陸軍參謀長[77],是美國陸軍史上最年輕的參謀長(50歲),為臨時上將軍階,也是全國唯一的陸軍上將[76]。
1932年美國總統選舉中,胡佛連任失敗,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當選第32任美國總統,「酬恤金進軍事件」被認為是胡佛敗選的主因之一。羅斯福在一戰曾擔任過美國海軍助理部長(英语: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Navy),與麥克阿瑟共同工作過,雙方雖然政治理念有些分岐但仍長時間共事。麥克阿瑟透過由軍方負責「平民保育團」的行政管理來支持羅斯福的「新政」,讓為數27.5萬的失業青年從事築堤、植樹等水土保持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功,得到保守派的好評[92][87]。不過,麥克阿瑟堅持維持軍隊規模、長期公開抨擊孤立主義和和平主義,使他在羅斯福政府中不受歡迎[93]。至於麥克阿瑟與羅斯福本人最激烈的矛盾當屬新政府削減51%陸軍預算的議案,在一次會議中,麥克阿瑟針對此事對羅斯福罵道:「若我們輸掉了戰爭,當一個被敵人刺刀桶穿肚子的美國男孩,倒在泥水、被敵人鐵蹄踩著、奄奄一息地發出最後一聲咒罵時,我希望他罵的不是麥克阿瑟,而是羅斯福。」羅斯福則怒斥:「你不該這樣跟總統講話!」麥克阿瑟趕緊向其道歉,並請求辭去參謀長一職,但羅斯福作出讓步,否決了麥克阿瑟的辭呈,預算也留下了研議空間[87]。儘管兩人曾有過上述過節,羅斯福還是在麥克阿瑟參謀長任期結束時後延長一年,直到1935年10月結束[93]。
麥克阿瑟計畫採用類似瑞士軍隊的模式整編菲律賓軍,原本的維持秩序的保安部隊被改編為少數的常備軍作為骨幹、以徵兵方式確保兵源,每年將訓練4萬人,預計將會在1946年菲律賓完全獨立時擁有40個師、共40萬人的兵力,並仿照西點軍校建立菲律賓軍事學院(英语:Philippine Military Academy)培育軍官,另外還計畫建設一支擁有250架作戰飛機的陸軍航空兵(英语:Philippine Army Air Corps)和由50艘魚雷艇組成的海軍[97]。然而麥克阿瑟的整軍計畫推展並不順利,其所需的龐大資金使菲律賓政府增加賦稅,引起當地民眾的不滿,即使奎松對國民大力呼籲,菲律賓國會仍將預算自每年800萬美金減為600萬、受訓人員也減半,訓練營極其缺乏,第一批徵召的兩萬兵員直到1937年初才報到、被寄予厚望的空軍也到1939年才組織第一個中隊[98]。華盛頓方面也不予支持,認為及早武裝菲律賓將引發類似1899年的武裝衝突,提供菲軍的裝備也陳舊過時[97]。
太平洋戰爭中麥克阿瑟極富爭議的一項決定是「為何沒有先制攻擊臺灣?」遠東空軍司令劉易斯·H·布里爾頓少將在8日上午曾三度根據麥克阿瑟戰前擬定的計畫,要求發起B-17轟炸機對日屬臺灣基地的空襲行動,但萨瑟兰拒絕批准,直到11點半麥克阿瑟才同意下午發動空襲行動,命令轟炸機升空轉移至克拉克機場裝彈[107]。同日12點30分,停駐大量主力軍用飛機的克拉克機場(英语:Attack on Clark Field)與鄰近的戰鬥機基地伊巴機場(英语:Iba Airfield)遭日軍第11航空艦隊轟炸,美國遠東空軍損失了35架B-17轟炸機中的18架、107架P-40戰鬥機中的53架以及超過25架其他各式飛機,大多是毀於地面,機場也受到嚴重破壞,人員傷亡則有80人死亡和150人受傷,而日軍僅損失7架飛機作為代價[108]。麥克阿瑟何沒有進行先制攻擊歷史學家諸說紛紜,他本人事後對此爭辯稱布里爾頓先制攻擊的建議並不是向他,而是向萨瑟兰提議,還表示這項提議早該向他本人提出[109],也曾批評以轟炸機沒有足夠的戰鬥機護航,轟炸行動等同於自取滅亡[110][111]。麥可·沙勒(日语:マイケル・シャラー)在麥克阿瑟傳記中稱奎松曾告訴艾森豪在珍珠港被日軍攻擊的當下,麥克阿瑟基於一些奇怪的理由,認為菲律賓群島能在戰爭中保持中立而不被日軍攻擊,而唯恐發起主動的空襲將破壞中立,進而對許可布里爾頓的計畫猶豫不絕[112]。沙勒也指出麥克阿瑟在當時的心態也可能是認為沒有國家膽敢攻擊菲律賓[112]。
8月25日至9月6日,澳軍成功挫敗日軍對米爾恩灣的進攻(英语:Battle of Milne Bay),是盟軍在太平洋戰爭中首次在大規模陸戰上挫敗日本陸軍的戰役[153]。相較之下,美軍在對布納-戈納的決戰(英语:Battle of Buna–Gona)中表現拙劣,麥克阿瑟的情報部門對於日軍的動向再度做出錯誤判斷,認為後者不會堅守布納-戈納,因此不願搶在日軍之前進佔後者[154],但實際上日軍退至當地後憑藉其野戰工事和強大的火力據守,而盟軍因為天氣惡劣、補給不足、熱帶疾病等困擾而久攻不下。麥克阿瑟將此怪罪於澳大利亞人,他公開批評負責攻打戈納的澳軍第7師沒打過硬仗,更向馬歇爾指出澳軍不是日軍的對手,要求派遣美軍來清理戰場,使麥克阿瑟再度招致澳大利亞人的反感[154],而當第一支抵達該戰區的美軍部隊——第32步兵師投入戰鬥後,其缺乏叢林戰訓練和戰鬥經驗、在實戰表現拙劣,部隊經常受到日軍碉堡的襲擊、缺少裝備補給,還被友軍航空兵的轟炸,士氣低落,麥克阿瑟尤為尷尬[155][154]。11月30日,麥克阿瑟授權第1軍軍長羅伯特·艾克爾伯格採取必要措施[156][157]。12月9日,澳軍第7師攻佔戈納,而美軍第32師合圍了日軍在薩南達(英语:Sanananda)的據點。12月20日,日軍大本營宣佈取消巴布亞作戰,將新幾內亞防線退守西部至200多公里外的薩拉毛亞[156]。美軍之後增派第41師投入布納作戰,於1月2日將其攻克。1月22日,盟軍完全肅清薩南達的日軍,控制了整個布納、戈納地區,美澳軍8000多人傷亡、超過美軍在瓜島損失的高昂代價獲得勝利,日軍則投入約1.7萬陸海軍兵力,約1.2萬人戰死[156]。1943年春,日軍對瓜島和巴布亞的爭奪戰遭遇失敗後,喪失戰略主動權,被迫全面轉入戰略防禦,為保住巴布亞上僅存的萊城與薩拉毛亞兩據點,日軍集結從戈納、布納潰退的部隊加強當地的防務[158],並於3月1日自拉包爾向萊城派出運送補給和增援士兵的船隊,但同月3日至4日的俾斯麥海海戰被盟軍幾乎全殲,7300餘名陸海軍官兵約3,700人喪生、2700人被救回拉包爾、僅819人得以登岸萊城,而所有物資沉入海中,美軍的損失則僅有4架飛機[159]。
1944年1月2日,麥克阿瑟發起收復新幾內亞全島的行動。美軍第32師登陸賽多爾(英语:Landing at Saidor),與對休恩半島發起正面進攻的澳軍相配合,切斷澳軍當面的日軍退路,賽多爾也提供作為第5航空隊的前沿基地,奠定了往後作戰的空中保障基礎,而為阻止被封鎖於俾斯麥—索羅門群島的日軍第18軍轉赴增援新幾內亞方面,麥克阿瑟決定攻佔海軍部群島,既可用於支援新幾內亞方面海軍作戰,又能打擊加洛林和馬里亞納群島、支援中太平洋方面作戰[165]。2月29日,美軍發動「釀酒人行動(英语:dmiralty Islands campaign)」登陸群島中最大的洛斯內格羅斯島(英语:Los Negros Island),於3月底佔領海軍部群島全域,盟軍以此取得天然良港與多處機場,日軍則約有8萬官兵被困於俾斯麥-新不列顛-索羅門群島而進退不得[165]。
由於海軍部群島戰事的順利,使麥克阿瑟決定直接繞開日軍第18軍主力駐紮的馬當至韋瓦克地區,直接攻向800公里之外的荷蘭迪亞,該地為日軍在喪失南太平洋戰略主動權後作為第18軍主力的供應補給基地,麥克阿瑟寄望以此作為進攻呂宋島的第一步[176];相對的,由於距離超過第5航空隊作戰航程,日軍判斷荷蘭迪亞不會受到麥克阿瑟的攻擊,僅僅駐紮少量守軍[177]。麥克阿瑟雖自從尼米茲處借調航空母艦取得海軍航空兵的空中支援,但因為後者僅同意其停留於新幾內亞水域4天,勢必要另闢一陸航基地,然而若貿然發起進攻將使日軍意識到美軍的意圖,從而強化荷蘭迪亞的防禦,麥克阿瑟因而決定雙管齊下,同時以兩個主力師登陸荷蘭迪亞(英语:Battle of Hollandia),還實施「迫害行動(英语:Operation Persecution)」攻打該地以東240公里艾塔佩(亦在賽多爾第5航空隊作戰航程內),由此在尼米茲的航艦撤離前,麥克阿瑟便成功將陸航轉進到新佔的艾塔佩,為荷蘭迪亞方面的戰鬥提供不間斷的空中支援。3月30日,第5航空隊對韋瓦克和漢薩灣(英语:Hansa Bay)轟炸、澳軍同時發動西進攻勢,令日軍錯判美軍的目標,不僅第18軍就地堅守,甚至反將荷蘭迪亞的守軍東調增援之,同時麥克阿瑟還將登陸艦隊實施欺騙性的迂迴行動,於4月22日對荷蘭迪亞發起突襲登陸。4月24日,艾塔佩被美軍攻佔,並在26日尼米茲的航艦撤走時陸航飛機已能從當地增援荷蘭迪亞方面。4月27日,美軍東西兩側登陸的部隊會合,基本結束了荷蘭迪亞的戰鬥,美軍僅付出100人陣亡、1000人受傷的代價,而日軍陣亡5000人,另有5000人逃入內陸叢林[178][註 1]。歷史學家愛德華·德雷亞(英语:Edward J. Drea)將荷蘭迪亞之戰稱作麥克阿瑟在二戰中表現最好的一刻,並歸因於其大膽的決策和有效運用情報的能力[180]。
荷蘭迪亞的迅速勝利,加強了麥克阿瑟一舉收復新幾內亞全島的決心,於5月17日發動了對荷蘭迪亞以西200公里的瓦德克島的進攻(英语:Battle of Wakde),至5月底以消滅當地日軍部隊。其後,麥克阿瑟又將目標轉向比亞克島,於5月27日登陸該島。然而由於情報判斷失誤,麥克阿瑟原估計日方守軍應僅有3000人以下,但實際上將近1萬人,且日軍採用日後在沖繩和貝里琉島實施的戰術,允許盟軍在無抵抗的情況下登陸,後於內陸推進時發動猛烈反擊,使盟軍在一步步推進的過程中付出沉重代價[181]。6月29日,美軍殲滅了日軍的主力,控制該島,但對日軍殘部進行掃蕩與肅清持續至8月。7月底,麥克阿瑟進攻日軍在新幾內亞的最後一處據點——鳥頭半島,未受到日軍的抵抗便佔領(英语:Battle of Sansapor)。至此,麥克阿瑟就此結束了曠日費時、作戰環境險惡的新幾內亞之戰,在一年多的時間裡,麥克阿瑟率部西進3000公里、北進1000公里,運用相當有限的兵力、以較小的代價完成收復全島的戰略目標[182]。
對於蘇聯出兵、原子彈又或是其他因素最終促成日本選擇投降,一直以來都是歷史學家爭論不斷的議題,其中蘇聯參戰便是麥克阿瑟早在1944年就曾屢次提出的主張,還曾告訴屬下小保羅·拉馬爾·弗里德曼(英语:Paul L. Freeman Jr.):「如果蘇聯不出兵攻打日本的關東軍,我不會考慮進攻日本的任何島嶼。[202]」而在戰爭結束後數年,麥克阿瑟因為與國內右翼勢力走得很近,試圖掩蓋曾向蘇聯求助的過往,於1950年代初期的多次在採訪中公開表示若自己有權決定二戰末期的重大決策,他肯定不會讓蘇聯參戰[202][203]。如此行為使後來的艾森豪共和黨政府難以忍受,警告麥克阿瑟注意言行,否則將公佈太平洋戰爭時的原始資料,使其難堪[202]。
根據麥克阿瑟本人的回憶,早在其抵達日本時就有參謀人員建言他「召見」天皇以示權威,但他認為此舉將使天皇成為一位「殉道者」,而天皇將會親自登門拜訪[211]。1945年9月27日,昭和天皇前來美國大使館會見麥克阿瑟,會見房間僅麥克阿瑟、天皇和日方翻譯奧村勝藏(日语:奥村勝蔵)三人[211],麥克阿瑟事後回憶天皇在一開始便說:「我對國民進行戰爭時在政治和軍事方面所作的一切決定和行動負完全責任。我就是以這樣的身份,為了聽任貴方所代表的各國對我的裁決而來拜訪。[212]」之後麥克阿瑟又表示「天皇決心承擔並有被處死的危險的責任,使我深受感動。按照我所了解的種種事實,這一責任顯然不應由天皇承擔。這種充滿勇氣的態度,確實感人肺腑。在那一瞬間我深深感到,坐在我面前的天皇作為個人來說,也是日本最高尚的紳士。[212]」不過雙方實際談話內容真偽不明,根據奧村的回憶錄,天皇並沒有主動提出承擔戰爭責任,反而是麥克阿瑟表現得有些逢迎,對天皇表達了關切與親善[211],兩人首次見面時麥克阿瑟稱天皇為「您」(You),而要求奧村翻譯時則略帶壓力地稱「告訴天皇」(Tell The Emperor),但兩人會面後開始將天皇改稱做「陛下」(Your Majesty)[213]。此外,麥克阿瑟的回憶中還有描寫天皇從他手中接過香煙時「手抖得很厲害」此一描寫,但事實上天皇是不抽煙的[214]。會後不久,盟總發布麥克阿瑟與天皇會面的照片,照上兩人並肩站立,但天皇身形矮小、僵硬,麥克阿瑟則身材高大、姿態隨意而輕鬆,使麥克阿瑟從照上看來有著比天皇還要高的權威[215]。日本政府認為照片對天皇「大不敬」,下令禁止公開照片,但盟總立即向日本外務省抗議,命令刊登照片,並撤銷所有出版社的限制[215]。這張照片對日本國民影響巨大,大多數日本人以此徹底了解國家的戰敗、美方的權威,以及麥克阿瑟將支持天皇的立場[216]。
麥克阿瑟對天皇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其軍事秘書和心理戰行動負責人邦纳·費勒斯影響[217],認為日本自1931年奉天事件(即「九一八事件」)後即被軍國主義的極端份子所挾持,天皇本人則是親西方的溫和派,但因無力出手制止軍部,所以對日本自1931年至1945年期間的戰爭罪行不具責任。美國歷史學家赫伯特·比克斯(英语:Herbert P. Bix)描述麥克阿瑟與昭和天皇兩人間的關係:「盟軍最高統帥將利用天皇,而天皇將以被人利用的方式提供合作。他們之間形成了一種既利己又相互保護的關係,一種政治上更有益於裕仁的關係。因為裕仁方面要失去得更多——所有權威的象徵、為使皇位正統化的全部道具。[218]」麥克阿瑟為保護天皇,還曾於1946年3月6日派出費勒斯聯絡前日本海軍大將、同時也是日本政壇要人的米內光政,商議將戰爭責任轉嫁給東條英機,迫使後者主張:「在開戰前的御前會議上我已決定哪怕天皇反對,也要發動戰爭。[219]」麥克阿瑟保全天皇的作法獲得巨大的成功,東條被處絞死去、天皇也未退位,麥克阿瑟此舉引起了相當的批評,比克斯認為這對日本人在戰敗的歷史認知產生深遠和持久的扭曲性影響[219]。
1947年秋,有鑑於杜魯門在民意調查中的低支持率、自己以盟總治理與改造日本的政績,麥克阿瑟起了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的念頭,然而儘管他是當時美國廣受歡迎的戰爭英雄,但在黨內缺乏人脈為從政之路的一大困難[240][241]。麥克阿瑟也一直表示自己將在日本簽署和平條約時退役,並預計將在1947年秋季其聲望正高時參選,不過杜魯門同樣害怕麥克阿瑟參選,後否決美國於1947年與日本簽署和平條約,稱美國需要更多時間才能正式和解[240],之後杜魯門還曾寫信給艾森豪,鼓勵其參選總統[242]。在日本未簽署和約的情況下麥克阿瑟最終決定不退役,他於1947年10月寫信給好友羅伯特·E·伍德(英语:Robert E. Wood)表示若共和黨提名他,他將非常樂意地接受[241][240]。1948年3月9日,麥克阿瑟又宣佈一則聲明,宣佈對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一事感興趣,若共和黨願意提名將感到十分榮幸,但他不會退役來參選[243]。1948年4月6日,美國威斯康星州舉行第一次共和黨初選會,有為數十萬的簽名請願者支持麥克阿瑟參選總統,這使其信心大增,同樣角逐提名的湯瑪斯·杜威也私下以為該州已落入麥克阿瑟手中,然而開票後卻是哈羅德·史塔生(英语:Harold Stassen)贏得27票中的19票,麥克阿瑟僅得8票,使後者受到巨大打擊。一週後,内布拉斯加州的開票差距更大。6月底,杜威贏得共和黨提名,而麥克阿瑟僅得1100票中的11票[244][241]。
1950年10月15日,麥克阿瑟與杜魯門總統於威克岛会议(英语:Wake Island Conference)握手致意。這是杜魯門上任以來五年半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麥克阿瑟的會面。杜魯門此行是希望從麥克阿瑟在仁川登陸的勝利取得一些政治利益,而後者也在本次會面中再度提出其誤判——中共不會干涉朝鮮戰事
10月15日,杜魯門和麥克阿瑟於威克島會面討論韓戰的局勢。僅管杜魯門已擔任總統五年半之久,但從未與麥克阿瑟會面過,儘管曾兩次較為婉轉的方式敦促麥克阿瑟回國,但後者皆表示拒絕(見下)。本次的威克島的會面是杜魯門希望利用麥克阿瑟在仁川登陸後日益增長的聲望為11月的中期選舉助陣,因此提議與麥克阿瑟會面,並提出麥克阿瑟若不願意回國,可安排在美國本土以外的地方會面。杜魯門原想指定在夏威夷,但麥克阿瑟不願意,稱不喜歡在夜間飛行,也不想去很遠的地方,於是杜魯門同意將會議地點設於威克島(即威克島會議(英语:Wake Island Conference)),該島距離華盛頓4,700英里(7,600公里),距離東京則僅1,900英里(3,100公里)[265]。儘管杜魯門做出了巨大的妥協,但麥克阿瑟對這次會議很不滿意,在前往威克島的路上情緒頗糟。他向同僚駐韓大使約翰·約瑟夫·穆西奧(英语:John J. Muccio)抱怨道:「為了(杜魯門的)政治原因被召到這麼遠的地方,真是浪費時間」,並認為杜魯門應該到他那裡(東京)來[265]。關於兩人的會面有一說是「麥克阿瑟的專機故意在杜魯門抵達之後才降落」,但根據曼徹斯特比對飛行紀錄表以及諸多目擊者的證詞,實際上麥克阿瑟早到了好幾個小時,人也在機場跑道上親自迎接杜魯門的飛機,兩人隨後前往當地民航局的會議室相談[266]。會中麥克阿瑟向杜魯門保證,中共不會以任何方式干預,戰爭也將在感恩節前結束,士兵們將能在聖誕節之前回家。兩人分手時,杜魯門對麥克阿瑟表示「今天是一次令人滿意和愉快的會面」,但實際上他對後者桀驁不遜的態度越發不信任,麥克阿瑟也同樣對其敵意逐日增長[267]。
我即將結束了52年的軍旅生涯。我在世紀之交以前參軍,圓了我少年時代的希望與夢想。自從我在西點軍校的「平原(英语:The Plain (West Point))」操場上宣誓以來,世界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些希望與夢想很早就遺忘了,但我仍然還記得當年流行的一首軍歌,唱起來令人倍感自豪——「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正如這首歌,我這個老兵現在也結束了軍人生涯,而將凋零。上帝的光明讓我這個老兵看清了自己的職責,而這個老兵曾努力盡職,再見。
國會演說結束後兩週,麥克阿瑟即受命參加針對韓戰的聽證會,負責在前三天以證人身份出席。這場聽證會以秘密形式舉行,但每天都會發出一份記錄,幾乎所有發言也都會報導出來。麥克阿瑟在國會聲稱聯參會成員接受其作戰方面的提議,但被白宮與國務院否認,各參謀首長也直接駁斥其聲明,布萊德雷更指出麥克阿瑟的作法將使他們「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敵人,陷入一場錯誤的戰爭(英语:The wrong war,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and with the wrong enemy)」[313]。對麥克阿瑟的人望更具傷害的是他對聽證會鉅細靡遺的質疑難以招架,例如針對民主黨參議員布萊恩·麥克馬洪(英语:Brien McMahon)提問如何看待歐洲蘇聯方面的威脅時,麥克阿瑟否認其為自己的責任,聲稱自己只是戰區司令而無須考量這點,而後者指出杜魯門政府從全球角度考慮朝鮮以外的潛在威脅,麥克阿瑟曾認為蘇聯不會在美國升級對華戰爭後參戰,而一旦發生了又該怎麼辦?麥克阿瑟曾宣稱不會參戰的中共後來不也參戰了嗎?對此麥克阿瑟只能承認「我只是懷疑(中共的參戰)」,而承認這一點使他的支持者極為失望,因為從外界來看這同樣也能解釋成麥克阿瑟實際上也不知道蘇聯會不會在升級對華戰爭時參與[314]。加上還有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這位既是麥克阿瑟仰慕者、但又在國內不得人心的共和黨議員在會上對極具人望的馬歇爾人身攻擊,更使麥克阿瑟的聲譽受到長期的傷害[313]。
麥克阿瑟人生最後12年與妻子住在紐約華爾道夫酒店31層的一個擁有10個房間的大套房,過著平靜的生活[320]。1952年,麥克阿瑟接受雷明頓蘭德公司的主席職位,年薪為68,000美金(相當於2016年的612,000美金),同時作為五星上將,麥克阿瑟按照法律是不會退役的,終身保留現役,隨時可被召回,且享有終身俸祿與津貼20,000美金[321]、個人的助手、辦事員、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以及五角大廈的一間辦公室等待遇[322]。除了蘭德公司的簡單業務外,麥克阿瑟僅對體育活動感興趣,對諸多人士邀請他撰寫回憶錄或拍攝紀錄片的請求皆婉拒[323],直到1952年他聽聞杜魯門正撰寫回憶錄,認為後者將在著作中抨擊自己,因此他硬要惠特尼為其著傳[323]。惠特尼的著作《麥克阿瑟:與歷史會合》(MacArthur: His Rendezvous with History)由《時代與生活》雜誌社購買其版權,於1955年8月出版,銷售量極高,在當時獲得很高的評價,一直到1978年曼徹斯特所著《美國的凱撒大帝:麥克阿瑟(英语:American Caesar)》問世前都是研究麥克阿瑟的主要史料,不過這本傳記許多內容出自麥克阿瑟本人的口述,多有自我中心、偏頗乃至偏離事實,而後者在大多情況下也拒絕對其修改[323]。1960年前後,麥克阿瑟才決定撰寫回憶錄,亨利·魯斯後以90萬美元(相當於2016年的725萬美元)買下該書的一切權利[324],而麥克阿瑟回憶錄也在他本人去世前幾個月開始於《生活》雜誌上連載[325]。
麥克阿瑟以自吹自擂、誇大其辭的性格而聞名,羅斯福時代的內政部長哈德羅·勒克萊爾·伊克斯(英语:Harold L. Ickes)曾對其做出常為後人引用的評價:「麥克阿瑟是這一號的人物,他以為自己到了天堂,上帝都會從白玉寶座上起身降階迎接,把空出的位置躬身相讓。[344]」麥克阿瑟的個性發展與人格塑造深受母親平克尼所影響,即使到了成年很大程度上也受後者所支配[345]。平克尼在麥克阿瑟童年時代即施行嚴格的教育,使後者在成為一位傑出人物的同時有著勝利的強烈執著、極度的自我中心以及孤僻的性格[346]。早在西點軍校就讀時,麥克阿瑟就幾乎與同學保持距離,一個明顯的例子是,通常西點畢業生的婚禮是會有多名同學參與的大型社交場合,以示同學之間深厚的情誼,但麥克阿瑟的婚禮缺少朋輩的出席而引人注目。哈伯斯坦認為,平克尼使麥克阿瑟缺乏與他人建立真誠友誼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因為麥克阿瑟認為沒人有資格與他平起平坐[346]。哈伯斯塔姆同樣指出,麥克阿瑟自一戰便有自我膨脹的傾向,但當時因為年紀還很輕且處於事業的上升期,多數場合下他終究能控制住自己,並與普通士兵在前線英勇作戰,但到了二戰時,麥克阿瑟有了聲譽和政治觀,對功名的渴望也較以往更甚,與此同時受到的管轄與約束卻是越來越少。二戰結束時,麥克阿瑟的自我膨脹已超過其軍事才華,導致其最終自取滅亡的結局[347]。
作為一位軍事將領,麥克阿瑟同樣有著褒貶不一的評價,美國軍事歷史學家伊恩·托爾(英语:Ian W. Toll)稱麥克阿瑟是個有著「嚴重性格缺陷的人」,但仍是「不可多得的傑出人才,能以發散的思維看待問題,有著超常的記憶力,還能快速理解各種細節」,並「比起其他盟軍領導人更能憑直覺把握太平洋戰爭的總體局勢」[173]。與在歐洲戰場作戰的同僚不同,麥克阿瑟在1944年新幾內亞、1945年菲律賓和1950年朝鮮戰場經常是在以寡擊眾的不利條件下,透過機動布署和出其不意取得了多次勝利[348]。美國記者約翰·剛瑟(英语:John Gunther)儘管對麥克阿瑟的人品頗有微詞,但也對後者在太平洋的作戰誇讚道:「自大流士之後,沒有哪位指揮官能像麥克阿瑟一樣,用極少的傷亡就攻佔了大量的領地。[347]」馬克·佩里(英语:Mark Perry (author))則稱讚麥克阿瑟成功完成的一系列將日軍的對拉包爾無力化的行動、是戰爭史最複雜、協調性最佳和最成功的陸海空聯合戰役[349]。佩里也假設道:若麥克阿瑟滿足於1945年9月2日接受日本投降後選擇退休、而非延續其軍旅生涯,那他將被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偉大的指揮官,還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指揮官[349]。蔣介石稱讚麥克阿瑟「是今天這個世界尚正義、重公理的精神象徵」「是美國的光輝,也是所有捍衛自由正義的世人的光輝」。[350]另一方面,麥克阿瑟在各方面的負面特質也影響其作為軍人的評價,如二戰期間因其自我中心的個性與身處低優先度的西南太平洋戰區,嚴重加劇了與海軍之間的軍種對立,甚至上升到了馬歇爾形容為「人身攻擊、極為惡性的鬥爭」的地步[351]。麥克阿瑟也被反對者指出其不服總統權威、犯下遭日軍於菲律賓奇襲、被中國志願軍伏擊等巨大失敗,稱其為美軍最被高估的將領[343],佩里也引用了一份非正式的網路調查結果,其指麥克阿瑟為美國史上最差勁的將軍,排在班尼狄·阿諾、愛德華·阿爾蒙德、湯米·弗蘭克斯(英语:Tommy Franks)、威廉·魏摩蘭、喬治·B·麥克萊倫、安布羅斯·伯恩賽德(英语:Ambrose Burnside)與霍雷肖·蓋茨之前[352][349]。
麥克阿瑟與部屬的關係為疏遠和狂熱崇拜的兩極化,其麾下的「巴丹幫」幕僚群有相當的競爭性、排他性,對於華盛頓的訪客充滿敵意[註 9],即使是戰略情報局(今中情局前身)官員亦不能公開在麥克阿瑟的管轄地收集情報[註 10]。幕僚們為爭取麥克阿瑟的關注不遺餘力、對所有指示言聽計從[358],而後者也會無視常規、任用心腹居於要職,如仁川登陸戰中的負責登陸作戰的第10軍交由毫無兩棲作戰經驗、但因為是麥克阿瑟美軍遠東司令部重要幕僚的阿爾蒙德。馬歇爾曾當面向麥克阿瑟抱怨沒有像樣的幕僚,有的只是一座「宮廷」[349]。海軍第7兩棲部隊司令丹尼爾·愛德華·巴比(英语:Daniel E. Barbey)少將則從海軍的角度觀察麥克阿瑟與陸軍部屬的關係,說道:「麥克阿瑟從來都無法和四周的官兵,建構出一種溫暖、如同袍澤般的情誼。下屬儘管尊敬他,卻沒有對他有同情、理解與愛戴。他的態度太過疏遠,行動、語言和服裝太規規矩矩了。[360]」
離婚後,至第二次出訪菲律賓期間,麥克阿瑟與小他33歲、年僅16歲的歐亞混血兒伊麗莎白·庫珀(英语:Elizabeth Cooper)秘密交往。麥克阿瑟調回美國本土時將她帶回美國,由於不願使母親知悉其存在,麥克阿瑟只能將她安置在查爾斯頓旅館(Chastleton),距離其工作的「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大樓」僅幾個街區[374]。由於要躲避母親的監視、加上參謀長忙碌的工作,麥克阿瑟與伊麗莎白日益疏遠,後者經常出入夜總會、過著紙醉金迷、招蜂引蝶的生活,麥克阿瑟曾希望伊麗莎白經濟獨立,鼓勵她參加藝術課程、修讀法學,但後者皆不感興趣,反而一直跟麥克阿瑟要錢,兩人關係壓力遽增[374]。當有一次伊麗莎白試圖請麥克阿瑟協助其兄弟艾倫(Allen)找一份美國工作時,後者直接從報紙撕下一份求職廣告作為回覆[374]。其後麥克阿瑟決心與伊麗莎白斷絕關係,並試圖將她送回菲律賓。1934年9月1日,麥克阿瑟寄給伊麗莎白一張通往美國西部的火車票與回馬尼拉的船票,但後者拒不離去[375]。1934年,「華府團團轉」專欄的兩位作家羅伯特·沙龍·艾倫(英语:Robert S. Allen)與德魯·皮爾遜(英语:Drew Pearson (journalist))撰文抨擊麥克阿瑟在「酬恤金進軍事件」中的作為是「不正當、不必要、專橫、苛刻、殘酷的」,並廣泛描繪他「獨裁、抗命、不服從、不忠誠、對陸軍部的上司不尊敬」等,麥克阿瑟控告兩人,要求賠償名譽損害75萬美金[376][377],但兩人受密西西比州眾議員(英语:List of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ves from Mississippi)羅斯·亞歷山大·科林斯(英语:Ross Collins)的幫助,找到伊麗莎白,而後者與其合作,賣出麥克阿瑟曾寫給自己的情書,兩人也威脅麥克阿瑟將在官司開庭時請伊麗莎白出庭作證(公開其存在),使得麥克阿瑟最終放棄訴訟、選擇庭外和解,之後還秘密向伊麗莎白支付1萬5千美金作封口費[378]。事後海軍的威廉·D·李海將軍評論麥克阿瑟當時是單身漢,官司是可以打贏的,而之所以選擇和解也是為了不讓自己的母親知道伊麗莎白的存在[376]。伊麗莎白始終沒有回去菲律賓,而是繼續在好萊塢當演員,但一直都是演小角色而未能成名,兩次婚姻也都以離婚告終,最後伊麗莎白於1960年6月29日服用過量的巴比妥類藥物自殺身亡,享年46歲[374]。
麥克阿瑟與瓊妮·瑪莉·佛雷克洛思的第二段婚姻較為順遂,部份原因也是出於母親的認可,與布魯克斯不同,瓊妮相當適應菲律賓駐防時的生活[379],對麥克阿瑟畢恭畢敬、充滿崇拜之情,對於自己「將軍夫人」的身份亦十分珍惜,她在公開場合將麥克阿瑟稱作「將軍」,而私下則稱後者為「我的主人」(Sir Boss)[345]。在麥克阿瑟過世時,瓊妮已64歲,後於1988年自第40任總統罗纳德·里根處獲頒自由勳章、1993年又接受了菲律賓的功勳勳章(英语:Philippine Legion of Honor)[380]。1994年日本明仁天皇伉儷訪問美國時也特意與其會面。麥克阿瑟與瓊妮的獨生子亞瑟·麥克阿瑟四世則對軍旅生涯不感興趣,在哥倫比亞大學研修音樂,做了一段時間的譜曲家。麥克阿瑟對此表示:「家母對我施加太多的壓力,做第一名是世界上最寂寞孤單的了,我也不希望我的兒子也經歷這些。[381]」麥克阿瑟去世後,亞瑟改以化名生活、終身未婚,後成為聚集於格林威治村的嬉皮之一,退出了公眾視野[382][383][380]。
^歷史學家斯蒂芬·塔菲(Stephen R. Taaffe)指出荷蘭迪亞的重要性實際上被盟軍高估了,該地不怎麼適合作為航空兵基地,使麥克阿瑟仍繼續向西尋求更適合的地點。同時,以荷蘭迪亞之戰結尾的對第18軍封鎖行動,雖確實使日軍大量部隊滯留於太平洋,但另一方面也束縛了相當數量的盟軍用於牽制他們,逃入新幾內亞內陸的第18軍也未完全潰敗,至7月中旬第18軍司令安達二十三中將仍有發起對德爾尼諾姆河反攻(英语:Battle of Driniumor River)的能力[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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